谈谈19世纪后期中国的出路
作者：忠恕 提交日期：2005-10-15 06:47:00
现在讨论19世纪后期中国的出路无疑已经是马后炮了，但是鉴古可以知今；为了避免中国重蹈近代史的覆辙，做一次事后诸葛亮还是很有必要的。当局者迷，历史的当事人不可能像我们一样看清当时世界的走势。因此尽管我们回头去看发现一切本来可以做的更好，但是并不应当据此过度贬低当事人。这种分析的意义在于找到现在中国的发展战略而不是褒贬古人。本文的分析还是要用到史论框架的基本结论，建议大家阅读大陆猜想以便于理解全文。（下载连接：dlcx.ys168.com）
西元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步步紧逼。由于清朝的海禁和愚昧，中国不得不仓促应对一种强大而又充满掠夺倾向的文明。对于中国而言，长期缺少与西方的直接交流，西方文明几乎是全新的。此时，她不仅已经具有了高度发展的工业体系和军事实力，也带来了全新的政治体制。对于浸润于帝王政治三千余年之中的中国而言，民主共和实在是难以想象；尽管我们用了古汉语中的共和这个词来描述西方人所说的REPUBLIC。
西方文明给晚清的中国人造成的冲击感是我们现在很难以理解的。为了寻找一下类似的感觉，我们不妨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如果诸位还记得80年代的中国人精神面貌是个什么样子，那么理解晚清的中国人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如果大家没有来得及体会那个时代，不妨看另一个例子。很多人应该都记得陈佩斯在春节晚会表演的一个小品。在其中，陈扮演一个由于组织观看淫秽录像而被其准姐夫朱时茂追捕的小地痞形象。两人曾有过一段对话，陈向朱索要一支香烟，朱拿出了一包。陈问到：什么烟？朱答道：国产的。陈立即说：丢不起那人！台下顿时响起一片喝彩声。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这就是中国人曾经的精神面貌。而那时中国面临的只是经济的落后和文革留下的阵痛，与清朝后期领土日蹙国势衰败的困境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由此大家不难想象当时的中国人面对一个咄咄逼人，从未深入了解的强大对手该是怎样的痛苦与压抑。
那么，假如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为那个时代开一剂药，又该如何走活这局棋呢？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就从分析对手的攻势开始。
老子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夕。道家鼻祖的这句名言所说的绝不只是气象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潮涨必有潮落，。任何对手都必须受到规律的束缚，绝不可能无休止进攻下去。就以蒙古的历史来说吧，一个游牧民族在铁木真和其子孙的率领横扫了亚欧大陆，兵锋直逼西奈半岛。但是这个民族同样逃不出规律的束缚。尽管其武功堪称空前，随着领土的扩张内部矛盾也在迅速的积累并越来越明显的阻碍其扩张的脚步。尽管铁木真立三子窝阔台为汗，但是他不可能消除其他儿子和孙子的野心。随着拔都率领的骑兵横扫东欧，窝阔台也越来越奄奄一息。当窝阔台的死讯传到西征军中，拔都立即召回部属回兵东进试图夺取汗位。此时欧洲骑士主力已经丧失殆尽，西欧唾手可得。与此同时，征服埃及的主力也掉头东归争夺汗位，蒙古染指非洲的企图永远成为泡影。否则世界历史上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帝国应该是七个而不是六个。但是窝阔台的死挽救了西欧和非洲，也决定了蒙古实力范围的巅峰。至于幕后的英雄是不是托雷，我们恐怕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谁也说不清托雷是不是曾经在窝阔台的药里添加了什么佐料。
言归正传。西方列强的攻势同样会有自己的终点，而中国作为弱势一方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积极地利用对方攻势的终结。兵法曰：避其锐气，击其惰归。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挟舰船利炮而来，锐气正盛。此时中国要与西方正面对攻，很难获得优势。不过，并不排斥面对侵略取得某些战役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最可怕的就是中国自乱阵脚。只要中国积极利用西方各列强之间的矛盾，西方不可能灭亡中国。而列强间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在关于民主和掠夺的帖子中（全文下载连接：dlcx.ys168.com）已经谈到，民主制的建立必须依赖于对外掠夺。而西方的民主传统必然使掠夺渗入到了西方文明的骨髓之中。因此欧洲各民族的矛盾无法化解，欧洲也决不可能完成统一。那么欧洲各国的历史积怨和战略利益的冲突就必然是各国互相倾轧，客观上为中国增加了战略回旋空间，使中国的长期战略防御成为可能。
那么，肯定有人要问：消极防守不可能解决问题，我们到底守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孙子军争篇曰：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因此我们防守的时限就取决于正正之旗和堂堂之阵内部产生大乱为止。问题于是转化为西方内部的大乱从何而来。
在大陆猜想的连载分析中（下载连接：dlcx.ys168.com）已经解释，由于欧洲各国地理条件的不同，各国的殖民地面积必然是相差悬殊的。德国由于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四面受敌，诚如孔明所言：非其主不能守。因此德国的统一之路必然是漫长而艰辛的。而大陆国家由于附加成本的作用，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必然出现多次反复和动荡（分析参见大陆猜想的连载部分，下载连接：dlcx.ys168.com）。这样，周边国家的动荡就为德国统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德国利用了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暂时衰落终于完成了统一，随后踌躇满志得踏上了海外殖民的道路。问题是此时的世界没有多少地盘可供瓜分，德国不可避免得要与老牌殖民强国发生冲突；以至于英法两个世仇都要联合起来遏制德国。这就是西方大乱的萌芽。一言以蔽之，欧洲各国地理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其殖民地面积相差悬殊。而后起之秀对于阳光下地盘的野心又使世界大战成为必然。随着欧洲的火药味逐渐浓厚，西方内部的大乱也日渐临近。锐气已尽，惰归渐现，中国的战略防御就可以结束了。此外，西方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也将导致西方产生内乱，就是两大阵营的冲突和对立。因此，19世纪中国的对策就是一个字：拖；以拖待变。只要迁延时日，西方各国就会如同荀彧在官渡之战时所说：情见势竭，必将有变。同时，利用战略防御的时间积极完成工业化并准备战略反攻。而实行这一战略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认识到西方文明必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绝对不是无懈可击。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在面对西方文明时摆正自己的心态，不能由于西方文明带来的冲击感而丧失自信和过高估计对手。中国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能盲目学习甚至自虐。尽管我们遇到了强大而又摸不透门路的对手，也绝不能被西方的光环蒙蔽了视线，以至于见到进口货就喊好，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积极防御等待战略机遇。
问题在于，战略防御绝非易事。无论对于一支军队还是一个国家都是极其痛苦的，都必须顶住内外两层的压力坚持不懈才能完成，非有大智大勇不能为之。以安史之乱为例，叛军自范阳出兵，攻城拔寨，锐气正盛。哥舒翰根据战略形势，坚守潼关不出。叛军日久粮尽，野无所掠，只能食麦苗充饥。只要哥舒翰再坚守一到两个月，叛军不攻自破。到时哥舒翰趁机挥军掩杀，天下可一举而定。而玄宗听信杨国忠谗言，迫令出战。哥舒翰一出潼关，全军覆没。本可数月平定的内战一下子演变成了历时八年的战祸，大唐盛世从此一去不复返。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亚夫平七国之乱。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周亚夫顶住皇帝的压力坚持“委敌以梁”，只派少数骑兵断敌粮道，决不与叛军决战。最终一战而歼敌主力，七国之乱烟消云散。倘若周亚夫提前投入决战，那么西晋八王之乱极可能提前上演，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令人悲哀的是，清朝步入了安史之乱的后尘。在庚子年清政府作出了一个愚蠢透顶的决策，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几个工业国同时宣战。中国国力本来不济，又没有盟友和敌方内乱可借。如此决策实在是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庚子国变再次严重的摧残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为后来的全盘西化埋下了祸根。至此，清朝彻底堕落，再也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那就是如何埋葬清王朝。清朝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尽量减小改朝换代的破坏力。由于民主制的建立必须依赖于掠夺（参见民主与掠夺的分析，下载连接：dlcx.ys168.com），而19世纪末的中国由于鸦片的输入和工业水平落后根本没有依赖贸易进行掠夺的可能性。因此只剩下了战争掠夺一条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只看到了民主的表象，却没有看到民主的内在要求，贸然在中国进行民主化，结果使中国陷入漫长的军阀割据和内战。究其原因，在于革命党对于西方缺乏清醒的认识，潜意识里将西方文明看成了完美的归宿。等到一战发生，孙中山开始认识到西方的不足，但是大乱已成，一切都晚了。
或许有人要问，那么中国的民主化如何完成？答案简单而又令人痛苦：中国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民主。因此也就无所谓如何完成中国的民主化。由于没有对外掠夺就没有民主（参见民主与掠夺的分析，下载连接：dlcx.ys168.com），而中国的传统决定了中国不会走这条路。即使中国走对外掠夺的道路，国际形势也不允许内忧外患的中国去进行海外掠夺，至少在工业化完成之前不可能。而由于中国的人口极大，即使掠夺周边也不敷使用。假如在更大的范围内掠夺，将使各工业国群起攻击中国，又走进了庚子国变的覆辙。因此，民主化只能是口号而已。
或许有人要拿出日本作为反例，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是不同的。这里有几点需要考虑。第一，日本是侵略成性的国家，具有浓厚的掠夺传统。而西方由于民主传统的影响也对掠夺一刻不忘。因此日本遇到西方后，双方自然是气味相投一拍即合。而中国从来就没有日本那样的海盗习气，不可能像日本一样迅速的学习西方。换言之中国必然首先进行甄别，这就决定了中国学习西方比日本困难的多。第二，日本弹丸小国，民主化需要掠夺的资源少。而中国又不幸充当了被掠夺者。但是以中国的人口，要想完成这样的过程需要掠夺的范围实在太大了，根本就无法完成。第三，日本是海洋国家，改朝换代的外部阻力小，而且内部的稳定性也比中国要好（参见大陆猜想连载部分分析，下载连接：dlcx.ys168.com）。因此日本很容易的完成了改朝换代，政治家也无需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维持内部稳定。第四，日本是强势文明的追随者，而中国长期的领先使中国对于学习其他文明不屑一顾，在近代也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走日本的路根本走不通。对于中国而言，只有走洋务运动的道路才能尽早完成近代化。
谈了这么多，现在来总结一下。面对西方的入侵，中国必须头脑冷静，积极防御，以拖待变。只要我们坚定的守住，西方文明内部的缺陷必然使战略机遇出现在中国面前。而盲目的过早决战或者学习西方只能导致自己陷入混乱，为西方的掠夺和民主化提供助推动力，增强西方的侵略势力并同时削弱自己。一言以蔽之，全盘西化就是变相自虐。对于清朝，如果其还能够完成守疆卫土的职责，与其合作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如果清朝自甘堕落，那么就应当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将其推翻。但是盲目的民主化绝不可行，否则只有自取其乱，陷入分裂和内战。假如一定要民主，那么就首先要具有海外掠夺的胆量和决心。
诚然，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积贫积弱的晚清，但是面对远比我们强大的潜在对手基本策略是相同的。还是要以拖待变，也就是大陆猜想（下载连接：dlcx.ys168.com）中所谈到的拼耐力，积极等待历史的演变再次把战略机遇送到中国面前。现在预言民主制将会解体听起来就像在西元1900年的北京预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必然发生，难免招致很多的异议和攻击。由于与目前多数人的观点存在明显不同，的确难以在短时间内接受。但是时间永远是最权威的裁判，1900年的人们还可以否定对于世界大战的预测，而1914年之后则绝不可能。我们尽可以拭目以待，看看民主国家到底会走向何方。
转自
http://www6.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1483524&Key=441474155&strItem=no05&idArticle=27997&flag=1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由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一直强调日本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而极力回避作为加害者对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冷战”需要，美国开始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右翼文人借机对教科书开刀，不断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否认侵略，复活皇国史观。教科书问题由此产生。
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有日本人主张日本应该正视在战争中所犯过错，并承担责任。
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就是这样一位充满正义感的日本人，他起诉日本政府对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提出不合理修改要求，开始了他与右翼历史观长达３０多年的斗争。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时，曾要求执笔者家永三郎对《日本史》一书中的８处记述进行修改和删除。例如对“南京大屠杀”，文部省要求加入日军的行为“发生于混乱之中”、并要求删去关于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内容。此外，文部省还要求删除有关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记述。家永三郎对此举不服，并于１９８４年状告文部省。这场针对“教科书审定违宪”的诉讼得到了２００多名历史学家的支持，并且迅速影响到了出版界、法律界、政界，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有关日本历史观的大论战。
１９８２年春，经日本文部省提出修改审定的一批教科书，其中有关近代、现代史的记述部分，不少内容歪曲史实，隐瞒真相，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发动祸及整个亚太地区的那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例如将对别国赤裸裸的侵略篡改成含糊其词的“进入”等等，从而严重地伤害了受到侵略祸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这件事理所当然地激起有关国家人民的强烈义愤，也遭到日本人民和朝野有识之士的同声谴责。
当时，中国政府严正指出：承认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原则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严肃对待历史事实，汲取有益教训，并以此正确地教育子孙后代，才对日本自身有利，中日友好关系也才能顺利、持久地发展下去。
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发表谈话说：“日本政府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写入‘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与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认识迄今没有丝毫变化。”谈话还表示：“日中联合声明的这一精神，在日本的学校教育和审定教科书时，理应受到尊重。日本将充分倾听中国等国对我国教科书中有关此类问题的批判，并由政府负责纠正。”
１９８６年还曾出现过一次右翼修改教科书的高潮，遭到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压制。９０年代中期，以战后出生的第二代右翼分子为后台，右翼学者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开始掀起新的修改教科书潮流，直至现在。（完）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大事记：
１９８２年：
７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中国就此问题向日方正式提出交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在日本学校教育和教科书审定中“当然应该受到尊重”。
１９８６年：
５月底，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省书《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议会审定“合格”。此后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批评，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纷纷要求日本文部省修改这一歪曲史实的教科书。
６月７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杨振亚约见日驻华使馆代办，就新编日本历史教科书表示我严正立场，并递交了外交部备忘录。
７月７日，日本文部省最后批准了经过多次修改的《新编日本史》。日本政府四次指示和敦促作者修改原书，中曾根首相也多次强调要按照１９８２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谈话精神修改此书。由于日本少数人的阻挠，至使重新修改和审定工作拖延了一个月，最后基本按政府意见进行了修改。不过，从最后审定的结果来看，这本书仍然没有完全尊重历史事实。还有人指出，修改后的教科书仍然没有明确承认过去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
１９９３年：
１０月２０日：东京高等法院对原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就日本史教科书提出的第三次诉讼作出判决。判决认为，文部省要求家永对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日本的侵略”等问题的修改或删除“有损于教科书记述的完整和准确，因而违反了日本宪法”。
在这次审理中，尽管法院对删改“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作出了“违法”的判决，但对七三一部队等问题，法院仍坚持认为“根据当时学术界的研究结果，文部省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合适的”。法院还认为，从１９４８年开始的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不违宪。
１９９９年：
４月２２日，《产经新闻》报道，经日本政府同意大阪书籍出版社和文教出版社将中小学教科书中反映当年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换掉，以图掩盖日本侵略者的历史罪行。
１１月１０日，日本东京书籍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决定，删除中学教科书历史部分中“从军妓女”一词中的“从军”二字。
２００１年：
３月４日，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进行１３７处修改，然后将予以放行。
３月１６日，日本地方史研究协议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朝鲜史研究会、日本现代史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历史科学协议会、历史学研究会和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等８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政府审定批准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美化日本侵略、歪曲历史事实的初中历史教科书。
４月３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审定“合格”。
７月２日，鉴于日本各在野党和民众团体的强烈反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向政府提出修改其主编的新初中历史教科书。
７月９日，日本政府宣布，由于没有发现明显违背史实之处以及日本史学界存在不同说法，不能根据中方的要求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进行进一步修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表示，日本政府的决定显然是对右翼势力的袒护，也背离了自己迄今在历史问题上的做出的表态，中方不能接受。
８月１６日，据朝日新闻社发表的调查结果，日本全国的市、区、町、村立学校没有一校采用“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以及同样涉及历史问题的《公民》教科书。采用“编撰会”的学校不是“采用地区”教委决定的，而是由都教委和县教委决定的。在私立学校中，大约有６校采用“历史”和“公民”教科书，而另有２校只采用“公民”教科书，采用率尚不到１％。（完）
■日本的右翼势力
(张焕利)
日本右翼政治势力遍布各地，在“冷战”结束后不但没有收缩反而日见膨胀。
根深蒂固
日本的右翼势力和右翼团体由来已久。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都与日本右翼分子鼓吹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战争期间，日本右翼与军阀、财阀紧密勾结，狂妄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军一度解散了日本右翼团体，右翼势力大大削弱。然而，随着“冷战”开始，在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目的的庇护下，不仅日本旧的右翼势力恢复，而且还产生了新右翼团体，并且逐渐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被盟国整肃的日本右翼法西斯团体共２３３个。可是，到１９５１年夏天，日本的右翼团体却恢复到５４０个。目前，日本右翼政治团体已达９００个，约１２.５万人。日本右翼团体一般集中在东京、名古屋、大阪、福冈等几个大城市圈，东京及其周边就有右翼团体３５０个，人数约８万。据说，还有许多右翼政治团体根本就没有在政府登记，所以很难掌握他们的准确数字。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大致分４个时期：二十世纪５０年代是恢复阶段，６０至７０年代初是猖狂活动阶段，７０至８０年代末是发展、巩固和充实力量的阶段，９０年代至今是疯狂否定侵略历史的叫嚣阶段。从其组织和成员来看，规模较战前大，成员复杂，从民间到政客都有人参加。从活动的方式和性质来看，战后的日本右翼与战前右翼非常相似：进行恐怖活动、策划军事政变、镇压进步力量、扼杀言论自由、极力否认侵华历史、坚持皇国史观、鼓吹民族主义。
二十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日本政坛和社会出现了“向右转”的政治趋势，右翼分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一些右翼团体，特别是那些由黑社会团体转化而来的右翼组织甚嚣尘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等领导人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推动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做法，加之日本警方对右翼采取的放纵态度，在客观上更加助长了右翼政治势力的气焰。
财界支持
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日本经济界的大力支持。二战期间，日本右翼团体的活动资金主要来自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这三大财阀。但是，这些财阀在战后没有被整肃，经济实力得以保留。战后随着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开始，这三大财阀以新的组成形式相继恢复，又沦为右翼团体的经济后盾，以各种手段为右翼势力输血、打气，依靠这些右翼团体捞取政治资本。例如，支持否认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政治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企业就多达９５个，财团有１６个。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几乎网罗了日本所有右翼学者，每年的活动经费达４.２亿日元以上。出版了１００多万册各种否认历史的图片集，每年在日本各地组织上百次的否认日本侵华罪行的集会、报告会、讲演会等。“编撰会”的会员分“会员”、“正会员”、“顾问会员”和“法人会员”４种。“编撰会”现在约有１万名会员，一般“会员”１年交会费６０００日元，“正会员”１年交会费１.２万日元。此外，对于能向该会捐出高额会费的个人和法人冠以“顾问会员”和“法人会员”的名称，这两种会员1年所交的会费分别为１０万日元和３０万日元。
事实上，对“编撰会”的活动来说，仅靠会员的会费是无济于事的，主要财源来自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和财团，包括人们十分熟悉的鹿岛建设、三菱、住友集团等。这些企业和财团在二战期间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资源或奴役中国人民，战后则继续做着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再如，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的会长本人，就是日本大企业华歌尔公司的董事长家本幸一，而“日本会议”的分会——“大阪会议”的支持企业则更多。
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日本右翼团体才四处伸手，制造事端。众所周知。中国的钓鱼岛问题、韩国的独岛问题(日本称之为竹岛)、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等，都有日本右翼团体在兴风作浪。目前，他们在中国钓鱼岛问题上纠集了约４２０个团体，进行反华煽动等活动。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影响日益扩展，首相小泉纯一郎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高票连任东京都知事，许多日本政客以右翼言论拉取选票，都反映了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膨胀。（完）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4月06日 08:55:23 来源：新华网
什么是租借地？如何区分租界与租借地？
租借地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用定期租借的方式，在他国强行取得的、供其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和管理的地区，租借国在租借地不仅具有行使行政、立法、司法等诸方面管理权，并且还建立了正式的殖民机构和军事基地，成为对出租国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军事据点。
租借期长短不一，最长不得超过100年，期满归还。租界是指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在其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作为外侨“居留和经商” 的一定区域，成为“国中之国”，是列强对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各种侵略和罪恶活动的据点。
无论是租界还是租借地，列强均需交租金。
(李亮老师提供)
什么是势力范围？
势力范围是指列强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力量控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全部或部分领土，作为他们自己的控制区域，宣称它享有独占的权利，不许其它国家染指。
（李亮老师提供）
大禹的都城在阳城，他怎么却葬在绍兴？
大禹墓葬位于绍兴市禹陵乡禹陵村。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与百姓同甘共苦，历尽艰辛，终于降伏了水患。后来，大禹巡视时，死在会稽。后人修筑了陵墓。《越绝书》等绍兴的地方文献中对此事都有记载。大禹陵自古以来是令人向往的胜地。司马迁、李白、元稹、陆游、徐渭、鲁迅等历代名人都来过这里，并写下了不少诗文。赞美大禹陵，不仅是赞美它古老雄伟的建筑群，更颂扬大禹殚精竭虑、英勇治水的精神。大禹陵坐东朝西，处在宛委山、会稽山、天柱山三座山的环抱之中。这里有一处由禹陵、禹祠和禹王庙组成的气势宏大的古建筑群。当地还有禹祠、禹王庙等纪念遗迹。禹王庙坐北朝南，是一组宫殿式建筑。禹王庙始建于南朝梁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以后历代都有修建。庙宇顺山势延伸，错落有致，红墙环绕，桂树苍翠。明代翻刻的岣嵝碑，文字奇古，记述大禹治水经过、功绩，相传是大禹治水时所写，故又称为"禹王碑"。禹王殿殿高、宽均为24米，进深22米。屋顶"地平天成"四字，为康熙皇帝题写。殿内朱梁画栋，斗拱密集，很有气势。大殿内大禹像高6米，雍容大度，像后壁上绘有9把斧头，象征大禹治平九州洪水的业绩。禹像两侧的槛联，是康熙撰，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书写："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概括了大禹治水的业绩，也表达了后人对他的崇敬与怀念。
我们中国人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却不称自己为“黄炎子孙”这是为什么呢？
传说人们幻想有一种草结出的果子又多又能吃，人们就不用四处采摘野果了。炎帝不辞辛苦，冒着生命危险，走遍了名山大河，决心寻找这种“草”。他尝尽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果子，有一次误吃了毒果差点送了命。后来，炎帝终于在南方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找到了他心目中能结出很多果子又能吃的草，这就是禾苗。经过试种，炎帝收到了很多黄澄澄、又脆又香的果实。一传十，十传百，炎帝种谷的技术传遍了天南地北。为了减轻人们耕作的劳苦，炎帝又教会人们耕作技术。炎帝还教会人们按季节栽培农作物，教人们制陶、绘画、射箭、猎兽、制琴、音乐、舞蹈等。炎帝种谷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人们把炎帝敬为“神农”。
传说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过着不定居的游牧生活。后来，黄帝和炎帝展开了几场大战，并彻底击败了炎帝部落。从此，黄帝部落进入了黄河流域，并很快发展起来，形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黄帝打败炎帝后，蚩尤仍然继续作乱，不听从黄帝的命令。黄帝于是率领各部落的联军与蚩尤在涿鹿（今属河北）摆开战场，经过几次大战，最终活捉了蚩尤，并将他斩首示众。天下从此又太平起来，于是各部落都尊黄帝为天子。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后，制订了很多礼仪、法规等，派官员到各地治理天下。黄帝还指导百姓种植百谷草木，驯服猛兽，他的妻子教会人们养蚕、织布、做衣服等。后人把许多发明创造都归于黄帝，如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术等，传说都始于黄帝时期。黄帝死后，他的子孙继承他的事业，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炎帝神农氏首先发明了种谷技术，黄帝首先统一了中华民族，他们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开创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先祖。中华儿女为了世世代代永远纪念他们，就自称是他们的子孙，但是主宰中原的先是炎帝后是黄帝，所以称“炎黄子孙”。
(李亮老师解答)
什么是资本输出？如何区分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
商品输出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到外国市场倾销。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为获得高额利润对国外贷款和投资。这是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之一。
甲午中日战争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主；甲午中日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是以资本输出为主。商品输出是资本主义国家为获得高额利润，而资本输出不仅为获得高额利润，而且通过经济侵略达到政治侵略的目的。
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
资本主义生产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由于工业革命再次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形成了垄断。目前，第一，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第二，少数积累了巨额资本的最富的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
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轻易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
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沿岸，古称迦南，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加沙、约旦河西岸和约旦。历史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此居住过。公元前20世纪前后，闪米特族的迦南人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沿海和平原地区，成为巴勒斯坦最早的居民。公元前13世纪未，希伯莱各部落迁入巴勒斯坦，并曾先后建立希伯莱王国及以色列王国。此后巴勒斯坦又先后被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及罗马人占领和统治。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在战胜罗马帝国接管巴勒斯坦后不断迁入，并被当地土著人同化，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兴起，各地的犹太人大批移入巴勒斯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沦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英国将其分为两部分：即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外约旦（即今约旦王国），西部仍称巴勒斯坦（即今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此后，世界各地犹太人开始陆续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在犹太人纷纷涌入巴勒斯坦的过程中，犹太人与当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生过多次流血冲突。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议规定，在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国际化。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由于这项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方面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国却未能诞生。 以色列宣布建国后，阿以之间爆发了5次大规模战争。以色列通过战争占领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大量的巴勒斯坦领土，数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逐出家园，沦为难民。长期以来，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实施犹太移民政策，大量兴建犹太移民定居点，力求通过改变其占领领土上的人口结构，建立一个大以色列国。 为了恢复民族权利，重返家园，巴勒斯坦人开始了武装斗争。196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 “巴解组织”）成立，其目标就是要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从此，巴勒斯坦开始了反对以色列入侵的武装斗争。多年的战争使双方认识到，谁也无法消灭谁，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巴以双方开始寻找政治解决的途径。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阿以间开始艰难的和平谈判。在阿以和谈中，巴以和谈是构成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1993年9月，巴以双方签署了第一个和平协议－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以来，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协议，然而这些协议由于以历届政府的有意拖延而未能彻底执行。尽管根据有关协议，1994年5月巴勒斯坦开始自治，但关于巴勒斯坦最后阶段谈判却因双方在耶路撒冷的归属、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巴以边界划定等棘手问题上分歧太大，巴以双方至今没有达成永久性和平协议。 2000年9月，以强硬派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巴以流血冲突，特别是2001年3月沙龙政府上台以后，由于沙龙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政策，巴勒斯坦一些激进组织针对以色列人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致使以色列采取了强烈打击报复，巴以双方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 摘自：中学历史同盟网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时1300余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官制史角度看，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多种方式，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凤”，平民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与政治几乎无缘。汉朝以“察举”和“征辟”制取代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职，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自然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但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徇私舞弊，用人问题仍不能得到很好解决，以至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等严重问题，出身底层的优秀人才难以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受贿营私的状况，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中正官到后来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九品访人，唯问中正”，它实际上已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世胄蹑高位，英雄沉下僚”，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于官场之外。 从隋朝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它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北宋的吕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将母子二人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在一个山洞里，过着饥寒生活，但他发奋读书，高中状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又如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士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状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父母都是种田人。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身为嘉庆帝师，官居高位，但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被后世公认为乾、嘉时代的名臣。王杰晚年告老还乡，嘉庆皇帝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庙廊，两袖清风返寒城”。倘若没有科举制度，这些布衣草民们根本不可能登上龙门、身居高位，也就不可能在中国传统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 在1300余年的科举史上，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从未参加过
